对纳粹屠杀，对现代社会的一次认知革命 ——读《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者以事实为基础，以严谨的逻辑印证，反驳了很多甚至在今天的公共意识中依然认为天经地义的那些关于二战的看法，被作者驳斥的很多习惯性观念，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上尤其泛滥，基于此，我认为出于责任心的角度，我们也应该认真对待这本书及其研究成果。
1.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由于犹太人自己的行为导致的？
这一点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上尤其常见，最常被投射的一个当代事件，就是默克尔容许德国难民入境。简单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只要某某难民的治安新闻出现，就有人在下面留言“元首召唤进度XXX”一类的梗。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西方左派对于超出自身实力许可的博爱与多元那种不切实际的追求，但是把这个问题和纳粹主导的那一场大屠杀等同，其实是一个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的错误，并且具有重大的危险性。
首先，这个观点认为，犹太人被屠杀是因为他们做了太多激起民愤的事情，潜在的意味则是：“纳粹党卫军人，当然也是德国人，是怀着某一种对犹太人的彻骨仇恨去进行屠杀的。”
然而不止一个信源早就告诉我们，相比于东欧国家饱受的犹太人高利贷问题及宗教矛盾带来的折磨，德国境内的民众，事实上对于犹太人的敌意非常有限————即使在纳粹的无数次刻意引导下。
在纳粹上台以前，甚至他们掌权很久以后，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全世界犹太人很长时间内，广泛的认为的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宽容的天堂。20世纪初，德国比当时的美国和英国拥有更多的犹太人学者和专业人员。
费恩戈尔德，作为最杰出的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我们穿越回去，设计一套民意调查来衡量反犹主义的强度，“我们很可能发现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反感程度甚至还不如法国人。”
其次，这个观点还带有一种假设，那就是群众的自发仇恨，就足以成为驱使他们成为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的精神动力。
对此，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德国反犹情绪最盛的“水晶之夜”事件，这个事件由一个犹太青年对德国外交官的刺杀而引起，在纳粹全力开动的宣传机器鼓动下，也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周就偃旗息鼓，书中作者引用了纳粹自己的一份报告，来证明这种所谓的大众情绪有多么的不靠谱：
“任何人都知道现今德国的反犹主义本质上局限于政党及其组织，也知道在居民中存在着一些丝毫没有理解反犹主义的群体，他们对此也完全缺乏感情投入。
甚至一些群众在水晶之夜后的不久，这些人就立即与犹太人做起了生意……”
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察觉到，纳粹对于水晶之夜带来的效果的极度不满意，而事实也证明了，无组织性的群众仇恨，不管有多么强烈，其有效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格外有限，让纳粹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的，是其他的东西。
而大众的这种情绪，充其量只是让他们面对屠杀的时候选择了保持沉默而已。
2.大屠杀是一种人类野蛮性的复苏，与现代社会无关？
这也是我们面对历史时常拥有的一种盲目，历史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的面前，里面记载的那些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在生理结构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我们却总是自信的认为我们和他们有所不同，那些残酷的故事，发生在另一个时空里，与我们不会有任何关联。
对于大屠杀的历史，很多人也抱有相同的态度，认为那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可以说这也是作者从全书的高度依次做了最详尽的反驳的一个观点，总的来说，作者的看法是：
纳粹对犹太人的这一场大屠杀，不应该被当作历史上的宗教、种族对抗带来的屠杀看待，这一场屠杀因为其施暴者、受害者以及施暴手段等多个方面，和历史上的每一次屠杀都有着绝对的区别。
这场屠杀是现代性的，因为支持这场屠杀的那些官僚体系、现代分工体系以及科学精神，本身就是是我们现代生活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场大屠杀绝不是野蛮的复苏，恰恰相反，它就是我们现代性的一部分。
官僚权威体制，现代分工体系以及科学精神，要解释好这三个要素为什么和大屠杀息息相关，我们需要介绍一个叫做米尔格伦的实验：
- 米尔格伦实验简介：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著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 实验结果：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的26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伦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马里兰巴尔的摩郡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伦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米尔格伦所作的实验里，参与者都是普通人。
所以，这个实验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我们引以为豪的现代文明所建立的道德自觉，其实根本就脆弱得不堪一击，每一个我们身边的普通人，都有可能在一个权威的命令下，以一场科学实验的名义，在一个良心不受谴责的距离上，对陌不相识的一个无辜者施加足以致命的高压电！
a.官僚权威体制
为了发现在权力多元的情况下人们是否还会继续服从，米尔格伦增加了一些实验项目，在其中被试者要面对的不止一个实验员，而且这些实验员受到指示要对这种安排表示异议并讨论命令。
结果着实令人震惊：在其他所有的实验中都能观察到的盲目服从消失得无影无踪。
被试者不再愿意参加他们不喜欢的行动；甚至对他们不认识的受害者，他们也不会受鼓动而对之制造痛苦。在这附加的实验的二十个被试者中，一个在两个实验员故意开始争论之前退出，十八个在争论刚露出苗头时就拒绝进一步合作，而最后一个也只在此后一个阶段就选择了退出。
“很明显，权威间的争论使行动彻底瘫痪。”
这样修正后的意义很明确：我们之所以违背自己内心的道德，并不完全是因为权威的存在，而更多的是因为权威的过于单一。
因此结论非常明显，多元主义，就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出现道德反常最好的良药，因为在一个单一的权威体系下，我们日常所认为的道德，事实上是被替换掉的，世俗观念中的道德迅速被局限为“服从上级的的道德”，换句话说，服从命令就是最高的道德。
我希望这个对照试验表达的结论，能让你想起一些更多的东西。
b.与受害者的距离
另外，米尔格伦的实验里还有一个重要发现，那就是我们变得残酷的倾向，与我们和受害者的接近程度之间成反比：
在米格拉姆的实验中，当被试者被要求去强行抓住受害者的手，将其放在所谓实施电击的镀板上时，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坚持到实验的最后，完成了命令。
而在只要求他们扳动控制台上的控制杆的时候，服从者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四十。
当把受害者藏在一堵墙之后，只能听到他们佯装的惨叫时，准备“看到最后”的被试者数量就跃升至百分之六十二点五。
而关掉声音后，并没有使百分比推进太多，只到了百分之六十五。这好像在说我们主要是用眼睛在感觉他人的痛苦。
总的来说，和受害者在身体上与心理上的距离越远，我们就越容易变得残酷。米格拉姆的结论简单而又有说服力。
权威只要小小的耍一点花样，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忽视掉道德的负担，心安理得地做出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一点在纳粹的屠杀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不管是司机、倾倒毒气生成剂的士兵，还是负责给犹太犯人剃头的理发师，在战后的法庭上，他们的辩词都是自己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而已，有的离受害者近（因为无关紧要），有的离受害者远，比如一名在“浴室”楼顶倾倒毒气的士兵，据可信调查，他从来都没有进入浴室去看过一眼，对他而言这不过是一个每天的例行工作。
“例行工作”，这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词汇。
c.科学的非道德化
米尔格伦的实验里还有一个及其重要的元素：科学。
在实验的开始前，他们的说法是打着科学的幌子的————他们告诉受试者，也就是那些“老师”，他们的这项实验是为了发现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
选择要将科学当成靶子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作者点到了一个我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事实，那就是科学越来越多的享有了现代社会里的道德豁免权。
科学自启蒙运动以来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大众带来了丰富的生活，但就算这样，我们也需要警惕，科学在种族灭绝，尤其是纳粹对犹太的种族灭绝中发挥的哲学思想上的助力。
我们的现代社会，是一种秉承科学理念发展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被允许使用任何工具来改善生活现状，按一定的计划和设计去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园艺、医学、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中，这种思想无处不在。
而纳粹所做的，不过是把这种管理、改造的思想应用到人的种族身上而已。在他们的语境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被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它们必须被干涉以保障整个菜园的健康发展，而在这个语境中，犹太人被描述成肮脏的，带有病毒的产物，他们的血统被描述成一种污染，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生物学家埃尔文·鲍尔(Erwin baur)和人类学家马丁斯德姆勒(Martin Stammler),用科学贴切和实事求是的语言描述了这种思想：
“每一个农民都知道如果他屠杀了家禽中最优质的品种而不让他们繁殖，相反却继续繁殖劣等的个体，品种就会不可救药地退化。
这个农民都不愿犯的错误，我们却在很大程度上让它在我们中间继续。
为了弥补现今我们的人的特质，我们就必须保证那些劣等民族不再繁衍。一个在数分钟就能完成的手术使得这人成为可能，而不会造成进一步的耽搁……
没有人比我更赞同这个新的绝育法律了，但我必须一再强调的是这些法律仅仅是开端……”
就算被各路公知舔上了天的新罗马，也有过一个热衷颅相学的美国医生Charles Caldwell，在1837年说，黑人颅骨顶部的区域通常比较大，这就包括了「崇拜」区域，因此他断言：黑人成为奴隶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倾向于被驯服，「非洲人都必定需要一个主人」。（这一幕在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中也有体现）
所谓“科学的精神”让我们总是放松警惕，相比于宗教、传统道德，我们总是将我们最大的宽容留给了科学家，而科学本身的细化也让那些人类本性中的道德变得无所适从，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一样进退失据，比如：如果屠灭一个种族是不道德的，那么杀害细菌呢？如果掠夺同类的生命是不道德的，那么通过工业污染或者超时加班掠夺他们的健康呢？如果禁止一个人追求美食的权利是不道德的，那么反其道行之，供应大量廉价的垃圾食品又如何呢？
3.大屠杀之后：如何看待我们的现代生活？
我过去的工作里，曾经接触过一批特殊的人群：P2P从业者，也就是这几年臭名昭著的现金贷。
他们最开始在国内放高利贷，后来国内环境越来越严，就开始走出国门，去往印尼、印度、非洲等各种发展中国家。
最有意思的是，我接触到的也大多不是公司老板，说得直白一些，他们都是雇佣工，从事着其中一部分的分工。
现代性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些特征在他们身上一个都没落下，他们扛着一个单一的权威————老板所施加的压力，和自己从事的对象往往又相隔几千公里，同时他们还有一套类似的“服务于科学”的理论————贷款不是目的，通过大量的借贷流水，我们可以锻练我们的系统响应和风控能力，这是现代金融科技的一部分……
我闭上眼睛，想象千里之外，那些心智尚未健全，无法抵制消费主义洗脑的年轻人们，因为各种我们耳熟能详的714、55高炮，欠下巨额债务，裸持，抢劫，卖身还债……
在读《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起我接触过的那些人：他们的工作被分工得非常细致，有的人负责对接国内的资金方，从未去过他们的app发行地；有的人只是负责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面敲代码，修改几个系统参数，调整产品的利率，有的人面对着Google和Facebook的投放后台，那里又是一堆数据————注册用户量，日活跃用户等等……他们所做的东西和一百年前那些只负责在楼顶倒毒气，只负责开车运送犹太人的士兵没有区别，例行工作而已。
现代的互联网和通信技术，让他们离自己行为的对象比过去更加遥远，远到甚至都无法想起这些行为的道德意义，而在他们身后即使没有老板，也有一个无形的社会权威在主宰着他们对道德的标准：买房、买车、生娃、光宗耀祖，在这些占据社会更“多数”的“道德”面前，我甚至都无法当面和他们提及，他们的工作对世界上另一个同类所产生的影响。
即使这些东西都退后了，他们还有一个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成为至高真理的东西：国家需要金融科技，也需要我们去赚取外汇。
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无人机在中东和非洲的使用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轰炸机，以后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阿拉伯人，杀人只需要像《使命召唤》一样，准星瞄准，点击鼠标，确认。
没有良心负担，没有精神崩溃，屏幕那头可能因此破碎的一整个家庭，还有被完全改变的一代人的人生，在身为同类的士兵们心里，连一点波澜都泛不起来。
这是我们的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