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链上的枪

读到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回忆录，提到国民党的部队战斗力为什么低下，他说到士兵无法控制，动不动就要带着枪逃跑，对部队造成损失，那么管理士兵的军官怎么做呢？他们干脆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用铁链把枪锁起来。

这样的下场可想而知，共军的部队一向以擅长夜袭出名，国军士兵手里有把枪的时候，也许还能服从命令、抵抗一阵，这下手里没枪，恐惧自然的占据了上风，结局当然是一溃如沙。

蒋介石退守台湾，日记里面对失败的反思，却始终认为其失败的原因是“无军纪，无组织。”

一个最高领导始终站在操作的表象层面找问题，其失败当然也就不难理解。当然，如果我们把价值观的熏陶和引领，当做一个领导必备的操作技能的一种，它当然也是操作层面，只是这个操作，需要的不仅仅是看了就会，首先还是得信，相信价值观真的对团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这影响将最终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比方说，第一个想到把枪锁起来可以解决问题的军官，他信的是什么呢？锁枪意味着保卫财产，但丢失战斗的灵活性和可适应性，而不锁则意味着牺牲财产的安全性，换来士兵的信任和战斗力。

所以我想他们的脑袋里，最多就两种可能的假设，其一是“丢了枪比打败仗更可怕”，其二则是“把枪锁起来不会影响队伍的积极性和战斗力”。这两个假设，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应该没人会认为第二个是对的，那么我们只能理解为他们是基于第一个原因而做出这样的行为的，中层军官的行动，是高层价值观的体现，自然也就是说，他们看到过的案例，经历的上级宣导，都在告诉他们，逃跑、败仗甚至投诚，都不算什么大问题，把领导的私产——武器、壮丁等等打没了，才是最大的问题，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自然会在这样的价值观环境下做出他们理性的抉择。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今天大多数企业身上。

一个常见的案例就是不舍得放权，不舍得给真实数据，总是希望把一些数据提前打包，然后交给下属去做，比方说分析毛利和成本支出，就一定要把一些成本合并到一起，不让下属看个全貌。

看起来，被指派去做分析和调研的人只是被隔绝了一些数据细节，但事实上他损失的信息远比这些细节要多，比方说，如果我们把SKU成本、市场折扣成本全部打包叫做成本，而不对分析的人展开细节。因为他没有了折扣的单独数据，所以不能再计算新用户成本，而没有了新用户成本，新站点的回本周期就无法计算出来；又比如SKU的成本数据的缺失，物流和SKU成本的对比就无从做起——每一次的成本价若是低于其运输价，那么运输价格无论如何都要降，这是当然无疑的道理，而在这样的数据材料下，他却无法得出任何这方面的结论。

规划这样的执行过程的人，大概也是把那些核心的敏感数据当作了国民党那些不可丢失的“枪”，而如上推理，他们的核心假设也当然是，泄露一些核心数据，比起经营决策的错误是更不能接受的损失。

我想大概逻辑是，泄露数据，错误很容易就归结到某一部分的领导身上，而经营决策错误，结果却是大家承担，并且难以找到谁对谁错。或者说都是老板的错——因为他才是最终做出决策的人，至于他的下属给的数据是否真实有效，真正有用，反而极少有人注意，因此而他基于这些错误的数据情况做出的决策，当然是他自己的责任。

历史上，朝廷的大臣们谎报军情或灾情，给君王制造天下太平的假象，直到假象再无法维持之时就干脆溜之大吉，与之类似的现象，在今天也在不断上演。

我想这样的情况的诞生，和君王所造就的那种爱听好消息，喜欢从表象判断人的环境无不相关。

王小波曾提到过一个荒诞的故事，那就是花刺子模的国王，每次都重赏传来好消息的信使，然后杀掉传来坏消息的信使——其实信使本无所谓好坏，他只是忠于职责而已，但如果君王本身在所要收到的信息上挑三拣四，甚至极端到以此决定他人的命运，那么大家提供给你的产品就不会是真相，而是消息本身了，这样长此以往，结局当然不言而喻。

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