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写故事——杜拉斯《情人》

“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因为这句经典而脍炙人口的开头，杜拉斯的《情人》可以算得上知名小说了，然而看完之后我却敢担保，真正认真读完它的人数，和知道上面这句话的人数，一定是两个相差甚远的数量级——我就这么有把握。

因为读到一半的时候我也有过疑惑，这女的絮絮叨叨这么久，讲人生，讲穿着，讲香水，半天才推一下剧情，这是正经小说吗？

突然我就意识到，这不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小说：在杜拉斯之前，大概十年前我就遇上了那个我喜欢至今的作家——王小波，他的小说也大多是这个风格，闲笔东拉西扯，不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他自己的一种逻辑向前展开故事。

我于是在读到一半的时候去看了看相关资料，果然王小波对杜拉斯评价也很高，所以，王小波一定也是受到了其影响或者启发的。

有了这样的心理预期，我于是可以正常地读了下去。其实他们讲故事的方式极其类似，但在第一时间给我的感受差异却如此巨大，只是因为所展开的话题不同：王小波讲的是中国的生活，讲愚昧的政治对人的干涉和碾压，讨论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这些都是我所关心的话题，而杜拉斯，一个在越南长大的法国女人——越南，法国，女人，这三个要素让她关注的话题，展开的细节几乎大多都和我关心的东西南辕北辙，她不厌其烦地讲对她人生无比重要的那一次渡河上的相遇，彼时她穿的玫瑰色男士呢帽，金丝边女士凉鞋，喷的是什么味道的香水等等，还有，那个她爱上的中国男人穿的西装的质地，颜色等等……

可以想见，这么一大段一大段的文字，对一个从不关心衣着服饰的我，是多么大的一个干扰项，毕竟在其他小说里，遇到这样的段落我都是直接扫过去的。

如果说，读一位作家的故事就像是在和读者促膝畅谈，王小波大概是这么一个场面：北京的深巷院子里，天井中间一个矮桌，上面摆满了花生和度数不那么高的米酒，围着这矮桌的是一圈土不拉几的板凳条凳之类，王小波就随便找个地儿一坐，一口花生一口酒，开始调侃他眼前的和脑袋里的一切。

那么杜拉斯，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坐在晚年杜拉斯的家中壁炉旁，听她絮絮叨叨，讲一些人生经历，于是这一切就可以说得通了，老人们讲到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不都是事实、观点、感受都掺杂在一起的吗？再说回来，我们每个人，又有谁能真正的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实，自己的情感体验，以及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完全分开呢？

其实抛开自己的关心和不关心，王小波说的，和杜拉斯说的，都是他们各自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被上山下乡整的生活和脑子一团乱的小波，当然话里话外都要谈论政治——这个他人生中无法不被谈论的东西，他已经无法避开这样的生活，这是他不能选择的命运，所以，这就是他的真诚。

而杜拉斯谈论的也是她自己的真诚：她母亲悲惨的经历，带给她的那种戾气深重的家庭氛围，以及这种氛围对她的人生观、恋爱观的影响，对她的穿衣、行事风格的影响，这是她无法选择的命运，所以谈论这些，也是她对自己的一种真诚。

但在写作这件事情上，尽管话题完全不同，他们却在叙事的方式上达成了某种契合和共识，而我也能在技艺的层面去理解它，这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不知道谁开始提出：故事为什么一定要按照现实的时间顺序来描述？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讲一个故事呢？ 毕竟，人们回忆起他一生所经历的东西的时候，可从来也不会老老实实按照编年表来一年一年，一天一天的回顾的，他们也往往是依靠着自己的逻辑去跨越时间和空间，一类一类的去回顾。 比如做过的工作，爱过的人，经历过的重大事件等等，甚至就连这些有主题的故事线，本身也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细节而到处跳转，信马由缰，比如当你想到儿时对某种食物的渴望，下一秒却又会突然想起，你曾经从事过的和餐饮相关的某份工作中的一些细节，这都是很正常的，这才是我们大脑里的回忆真正的模样。

回想前两天刚看完的《生死线》，固然精彩，但说它属于古典派小说，而成书更早的《情人》，却是现代派的典范，那是确然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