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写故事——杜拉斯《情人》

“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因为这句经典而脍炙人口的开头,杜拉斯的《情人》可以算得上知名小说了,然而看完之后我却敢担保,真正认真读完它的人数,和知道上面这句话的人数,一定是两个相差甚远的数量级——我就这么有把握。

因为读到一半的时候我也有过疑惑,这女的絮絮叨叨这么久,讲人生,讲穿着,讲香水,半天才推一下剧情,这是正经小说吗?

突然我就意识到,这不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小说:在杜拉斯之前,大概十年前我就遇上了那个我喜欢至今的作家——王小波,他的小说也大多是这个风格,闲笔东拉西扯,不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他自己的一种逻辑向前展开故事。

我于是在读到一半的时候去看了看相关资料,果然王小波对杜拉斯评价也很高,所以,王小波一定也是受到了其影响或者启发的。

有了这样的心理预期,我于是可以正常地读了下去。其实他们讲故事的方式极其类似,但在第一时间给我的感受差异却如此巨大,只是因为所展开的话题不同:王小波讲的是中国的生活,讲愚昧的政治对人的干涉和碾压,讨论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这些都是我所关心的话题,而杜拉斯,一个在越南长大的法国女人——越南,法国,女人,这三个要素让她关注的话题,展开的细节几乎大多都和我关心的东西南辕北辙,她不厌其烦地讲对她人生无比重要的那一次渡河上的相遇,彼时她穿的玫瑰色男士呢帽,金丝边女士凉鞋,喷的是什么味道的香水等等,还有,那个她爱上的中国男人穿的西装的质地,颜色等等……

可以想见,这么一大段一大段的文字,对一个从不关心衣着服饰的我,是多么大的一个干扰项,毕竟在其他小说里,遇到这样的段落我都是直接扫过去的。

如果说,读一位作家的故事就像是在和读者促膝畅谈,王小波大概是这么一个场面:北京的深巷院子里,天井中间一个矮桌,上面摆满了花生和度数不那么高的米酒,围着这矮桌的是一圈土不拉几的板凳条凳之类,王小波就随便找个地儿一坐,一口花生一口酒,开始调侃他眼前的和脑袋里的一切。

那么杜拉斯,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坐在晚年杜拉斯的家中壁炉旁,听她絮絮叨叨,讲一些人生经历,于是这一切就可以说得通了,老人们讲到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不都是事实、观点、感受都掺杂在一起的吗?再说回来,我们每个人,又有谁能真正的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实,自己的情感体验,以及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完全分开呢?

其实抛开自己的关心和不关心,王小波说的,和杜拉斯说的,都是他们各自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被上山下乡整的生活和脑子一团乱的小波,当然话里话外都要谈论政治——这个他人生中无法不被谈论的东西,他已经无法避开这样的生活,这是他不能选择的命运,所以,这就是他的真诚。

而杜拉斯谈论的也是她自己的真诚:她母亲悲惨的经历,带给她的那种戾气深重的家庭氛围,以及这种氛围对她的人生观、恋爱观的影响,对她的穿衣、行事风格的影响,这是她无法选择的命运,所以谈论这些,也是她对自己的一种真诚。

但在写作这件事情上,尽管话题完全不同,他们却在叙事的方式上达成了某种契合和共识,而我也能在技艺的层面去理解它,这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不知道谁开始提出:故事为什么一定要按照现实的时间顺序来描述?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讲一个故事呢? 毕竟,人们回忆起他一生所经历的东西的时候,可从来也不会老老实实按照编年表来一年一年,一天一天的回顾的,他们也往往是依靠着自己的逻辑去跨越时间和空间,一类一类的去回顾。 比如做过的工作,爱过的人,经历过的重大事件等等,甚至就连这些有主题的故事线,本身也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细节而到处跳转,信马由缰,比如当你想到儿时对某种食物的渴望,下一秒却又会突然想起,你曾经从事过的和餐饮相关的某份工作中的一些细节,这都是很正常的,这才是我们大脑里的回忆真正的模样。

回想前两天刚看完的《生死线》,固然精彩,但说它属于古典派小说,而成书更早的《情人》,却是现代派的典范,那是确然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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