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与所有改革者的成败

设太史公所言为实,那么商君的一生,真是一个求仁得仁的结局,并没有什么不妥。

一、未获认同的帝王之道和真正施行的“强国之术”

商君列传里面最有意思的一点,也是他的一生初看之下最让人遐想的一点,就在于商君和孝公的几次对话。

秦孝公对商君的态度因为每一次商君的说法的变化而愈加亲昵,究其原因,据商君的说法是,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耳,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即是说,按商君的说法,他后来让秦国“秦民大说,道不拾遗”的那些变法政策,其实还不是他所理解的治国术的全部,而是一个根据客户需求多次改过的方案而已。如果这个故事属实,我们不得不遐想,真有一个放眼未来而又信任他的君王的话,商君口中所言的可比三代的帝王之术,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不过阅读历史,就和阅读小说一样,我认为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实在存疑,我们知道太史公作史记,也是以走访考据为主,而不能穿越回去做真实性验证。所以我认为,极大的概率上,这段话本就不存在,换句话说,商君后来在秦国推行的那些政策,其实就是他自己全心全意的信仰。

原因很简单,战术上的一时欺骗和迁就很容易,但是要在一生中都迁就和欺骗自己则基本不可能,这是内因;同时考虑外因:商君治秦,获得的权力可说是一时无二,在他的第一次变法已经产生了效果时,如果他真的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和更高明的思想,以彼时孝公和全国百姓对他的信任,他的阻力可说是几乎没有的。所以内外综合考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商君所行,就是他想法的全部。太史公自己也发现了这个bug,所以他自己也说:

“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不过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太史公自己都发现这段对话非商君之质,为什么还把这个有待考据的说法写进去。因为据故事来看,有没有这段对话,都不影响商君入秦的故事合理性。

太史公离我们很远了,我只能猜测:这个虚构的对话来源,大概和战国以至西汉期间的儒家书生们的杜撰附会不无关系——任何思想取得了统治地位,或者希望取得统治地位,首先必做的一件事就是诠释历史,成功的历史,都要解释为是符合了本思想的精神,而失败的历史,则是因为违背了本思想的某个原则,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然而商君的故事实在太过成功,如太史公所载:

“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太史公修《史记》,一向以吝啬笔墨闻名,对于商君的成绩却给出如此高的评价,那么我相信在他走访中遇到真正的底层百姓,对商君的评价一定还远高于此。

这就给儒家书生们提了一个难题,众所周知,商君以现实利益至上,不认仁爱礼义那一套,要怎么解释他获得的成功呢?于是只好假借商君自己之口,将他自己的成功贬为末流。

与此类似的还有商君逃亡住店时,被边塞客舍拒绝,理由是“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而商君此时的感慨“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故事的荒谬之一是,边野客舍,谁来记录商君的自言自语?之二,观其一生所为,要说商君没有料到自己的结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以他变法中表现出的执行力和眼力,他绝不会因为自己一人的结局就否定自己一生的政策和理想。

商君对自己的觉悟早就有了,这种求仁得仁的无怨无悔,是给他附会这个故事的儒生永远无法理解的。

二、侍德者昌,侍力者亡。——商君少恩刻薄?

商君的个人结局是失败的:车裂、灭族。但是他打造的新法给秦国的虎狼之师创造了制度基础,连坐法虽然残忍而无恩,但是也客观上让秦国在组织性和纪律性上远超其他诸侯,在他之后,他的法令和思想,成为秦国乃至秦朝的主流管理思想。

如果这是他所真正想要的——一个在自己的思想下变得强大的秦国,他可算不欺其志,求仁得仁了。但为什么如此功臣,却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结局呢?有没有可能商君既完成变法,又获得一个善终?

回顾赵良劝诫商君说的话,“侍德者昌,侍力者亡。”对此大多数人的理解,是商君无恩无德,不理解这个道理,所以做不到。或者是太史公的解释:本性使然。

从历史来看的确是这样,彼时商君权力如日中天,但是他几乎得罪了全国:议论新法的老百姓,被他以“乱化之民”迁之于边城;违法的太子门生,他也毫不手软。不得不说,表面看来,商君几乎把他所有的智慧都用到了强国方略上了,以至于在政治上他无比的孤立无援,除了孝公,他没有任何一个盟友。从他出门一定需要“后车十数、从车载甲”这种行为来看,他自己也早就意识到了这点。

但是商君不懂政治吗?其实我看来,这正是他对政治深入理解的标志。

商君和反对派的激烈对立,还有他面对自己的老东家——魏国时的下三滥作战手法,与其说本性使然,更可能是商君不得不为之,**因为这是维持他和孝公之间君臣信任的基础。**换句话说,激进的改革立场和对魏国的无情打击,是商君权力的基础,而这种权力,是他的变法得以实行,才智得以施展的基础。

每一个团体内,都有很多高明的混日子的人,他们嘴上有很多的漂亮废话,就和儒生嘴里的仁义道德一样,大多数时候,这些儒生对于理想和现实的一致性和完美无瑕的追求,甚至更高于对于君王之志的实现。这当然无可厚非,人各有志。但是一个追求现实主义结果的君王,则更多的应该有限度的使用这些必须搭建在现实基础之上的道德理论,否则,一味的追求道德,最后的结果既不会道德也不会现实。

明白了君王的现实主义追求,我们再审视一下商君的孤立:对于百姓,商君的政策是在和他们懒惰、软弱的本性做斗争,所以百姓一定有怨言,但只要商君一视同仁,这种怨言是不会积累成为政治上的灾难的,因为人性本质上还是看重实际利益的,而商君的驭民之术,也确实给秦国年轻力壮的百姓带来了富裕的生活。

但是王宫贵族就不一样了,他们和商君的新法之间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从军功制到连坐制,无人可以例外,包括秦国的贵公子,这意味着没人可以躺在家庭出身这个大粮仓上混日子,也意味着剥夺了所有贵公子的特权。

**这会产生多大的矛盾,其实没有人比秦孝公自己更清楚。**但是如我们所见的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及其成员,可以真正的对自己做权力的限制和利益的剥夺,正如没有人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拖离大地一样。在孝公的视角里,秦国和诸侯一样的弊端他比谁都清楚:民众没有可以上升的渠道,就没有奋进的理由,然而在都城里的德不配位之人又都是皇亲国戚,牵一发,必动全身。

**所以孝公需要商君这个外来人,来做一个白手套,把他想做但限于身份血亲无法执行的事情做了。**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权力无可质疑的拥有者的他,就拥有了可进可退的选择:在某些细小的事情不可挽回的时候,他可以劝住商君,缓和矛盾;而在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已致变法进程不畅时,他又可以给与商君足够的支持,去做成事实上是他所希望做成的事。

而商君也需要孝公,给与他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在孝公在世之时,给商君充分的舞台去实现他的抱负,证明他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明白商君为什么只能在激进改革派这条道一路走到黑了,**因为孝公需要他,就是因为他是和保守势力不一样的反派,孝公需要用他做推动改革的引擎——但是刹车和油门一定永远在孝公手里的。**商君的所有权力,其实都来自于孝公身上希冀改革的那一面的投射,所以他和保守派的矛盾,本质上都是孝公自己和自己的矛盾,而在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上是偏向保守派还是偏向改革派,也只能和必须是由孝公来做抉择,而不是商君。一旦商君自行做了和解和选择,那么在孝公眼里,他就和保守派没有两样,其他保守派的权力来自于血缘纽带,商君呢?

更关键的是,商君的行为一直在帮他获得民意基础,如果商君不时时将自己放在和保守派最对立的位置,不将自己置于危地,那孝公对自己祖宗基业的安全感又该何从建立呢?

孝公的安全感问题,也可以用于解释商君对待魏国时,从战略到战术的毫不留情和不择手段——毕竟商君可是从魏国相府走出来的(”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人心隔肚皮,谁也不能确认他和魏国国君真正的关系——除了在战略上对魏国利益的绝对打击,以及在战术上不择手段以彻底和魏国恩断义绝,任何言语都不能证明他的清白。

所以求仁得仁,就是这样,商君在踏入秦宫时就已经做好了这笔交换:秦孝公给他一展才华的机会,让商鞅不至于空负一生才学而郁郁终老,但作为代价,秦孝公生命的终点,也极大可能就是他个人生命的终点。

所有时代、所有团体里面,真正触及筋骨的改革者的宿命,大多类比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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