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走出埃及的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工作出差,我在红海边上的城市吉达(Jeddah)住了一段时间。

要论和宗教历史的纠葛最多的地区,中东这里恐怕是说一不二。

圣经旧约里,红海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时经过的地方,传说在法老追兵即将感到的紧要关头,摩西在水面举起手杖虔诚的向上帝祷告,上帝于是将红海分为两半,让以色列人通过,成功逃出了埃及。

上周末我去红海边试了下,并没有成功,看来上帝能识别我是一个心不诚的无神论者,从这点来说,上帝的判断力还是有的。

红海这边,从吉达出发翻过一座山,就是伊斯兰教创教人穆罕默德的出生地麦加(Mecca)和他创教并最终下葬的地方麦地那(Medina),这两个相距不远的城市因此神圣值爆表,至今不允许非穆斯林进入。

当然穆罕默德不管多么智慧和万能,他也不能在死后阻止我进入圣地,真正执行这个政策的,是今天以圣地守护者自居的沙特政府。

因为这么简单个事,就不让外人进入,沙特政府似乎在放弃唾手可得的旅游收入,在无神论者为主的中国,这样的行为往往会被嘲笑。

但其实我们可以被嘲笑的东西也不少,比如完全罔顾事实的那些抗日神剧,变了法的戏弄日本鬼子,用我看到过的一句嘲讽来说就是,只看这些神剧,后面人很难理解日本人是怎么使劲浑身解数,花了八年从中国逃出去的。

之所以把这两件事拿到一起说,其实他们背后的原因是一样的。

沙特政府为了维护圣地的纯粹不允许非穆斯林进入,其实是在照顾全世界穆斯林群体的宗教感情,而这种照顾让沙特拥有在穆斯林,至少是逊尼派内部至高无上的号召力,利用这种号召力和影响力,沙特政府对内可以团结一致,对外则一呼百应,牺牲掉的那点旅游收入,换来境内外无数穆斯林的认同,这笔买卖是很划算的。

而我们现在只要一拍电影电视剧,抗日背景的故事就总是最容易过审,这不是某局偷懒,而是因为抗日战争对当前这个国家的极度重要性,更确切地说,是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认同的极度重要性。

今天你走到大街上,随便找几个人问一下”你是什么民族的“,你可能会得到”汉族“、”回族“、”壮族“等多种回答,但我猜测,你并不会得到很多”中华民族“的回答。

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概念在历史的尺度看来太年轻了(仅仅 120 年),如果你搜索一下“中华民族”这个词汇的维基词条,你就会发现: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晚清由梁启超首次提出的政治概念,其思想是按照中国民族主义建立国族,统合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并乐见其一体化。1

这样的介绍在百度百科词条也有:

中华民族最早是梁启超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几千年来早已存在。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不断交融汇聚,特别是中国自秦汉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大一统的理念深入人心,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虽然百度加了这一大段欲盖弥彰的描述,但幸运的是这次百度依然尊重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 1902 年才由梁启超提出来,距今仅 120 年。

梁启超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我们记得的可能都是他在 19 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公车上书中的活动,而对于进入 20 世纪之后他的动向就不甚了了,但事实上对于近百年的中国,梁启超最大的影响,恰恰就是他创造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

历史上很多的概念、思想,都在提出时默默无闻,像今天很多找不到应用场景和商业化场景的技术专利一样郁郁寡欢,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不一样,它几乎是迅速的就被市场接受了——学过历史的我们都还记得,孙中山反对清政府的时候提出的那句著名的口号: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而孙中山革命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国旗,长这样子:

中华民国五色旗

这面旗又叫五族共和旗,从上到下有五个颜色,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这个国旗的选择和诠释,寄托了孙中山对于当时最主要的五族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以成一中华民族”的期望。

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治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所当然,势所必至也。国人其无馁。2

有人看到这可能就疑惑了,孙中山一个汉人,为什么非要拉扯上那么多少数民族,甚至还包括刚推翻其统治的满族人?为了扯上这些群体,还必须得用那个才刚诞生不到二十年的“中华民族”概念,这不是瞎费劲吗?

原因很简单,就和前面提到的沙特一样,现实需要。

仔细研究下历史书那些知名王朝的实控疆域图,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地图疆域上,有一些偏远地区,其实历史上的汉人政权很难长期统治,甚至有些地方在清朝以前就从没被中原政权直接统治过,这里面就包括了今天的东北、内蒙、西藏、新疆,这时候再往上扫一眼孙中山所定出来的那个“五族共和”中其他四族,我们就能领会他的良苦用心了。

仅仅从军事价值上来看,这些地区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缓冲价值。

东亚大陆这块相对世界其他地方较为孤立的副本,至少从宋以来,就有一个最常见的剧情:华北江南,繁华锦绣,但无险可守。而北方来敌粗野暴蛮,和繁荣的文明世界格格不入,但他们只要能越过山海关、燕山、太行山等几个重要的地理屏障,繁荣锦绣的汉人政权就只能憋屈的躲到南方的水道里,等着命定的判决。

两宋如此,明朝亦如此。

而征服欲望强烈的清朝政府,其族群本身来自东北,又和蒙古联手入关中原,随后又通过征噶尔丹,征大小和卓等大大小小的战役,真正实现了从东海到天山的地区的直接统治,成为东亚历史上统治疆域第二广阔的政权。

这么好的领土遗产,肯定要想办法继承下来,若不能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共同体,就难以服众,因此不管是推翻清廷,还是继承清廷的领土,孙中山都需要一个囊括五族的中华民族概念。

但“同属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并不那么容易建立的,孙中山作为上层领袖有此需要,但他也无法强行扭转民众内心对自己是什么民族的认同,真正让“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认同凝聚起来的,就是抗日战争。

侵华战争从东北、华北开始,蔓延了大半个中国,到后来日本人进军东南半岛,试图从云南威胁大后方的时候,全中国唯一没有被日本人威胁影响的地方基本所剩无几了。战乱中的各族人民,在饥馑和流离失所中相依为命,也相互交换着对日本的仇恨,因为这个共同的仇敌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共同的命运带来了共同的认同,中华民族第一次开始走出国民政府的办公室,开始进入到这片土地自上而下每个人的心中。

共同的苦难塑造共同的认同,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就像摩西分红海,耶稣受难记之于基督徒一样:苦难是肯定存在过的,如何度过的那苦难却不那么重要了,你会真的计较摩西和以色列人是怎么走出埃及的吗?你又会真的认真和基督徒讨论耶稣死后的复活的真假吗?这些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的认同是建立在身份和内心的归属上,而那些神话故事只是副产品。

以色列人是怎么穿过红海走出埃及的,其实并不重要,对他们族群中的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就在一起”。


  1. 1.中华民族 - 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B0%91%E6%97%8F
  2. 2.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