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溃如沙的国民党官僚，到底有多烂？

国民党的烂，天下闻名。

著名的国民党民主人士冯玉祥将军，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时，曾说其有四个极点：“政治是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

一、大型家族企业——国民政府

清明的政治任人唯贤，腐败的政治则往往任人唯亲，这样的环境不在乎个人的实力，只要能和当权者攀上以男女关系为基础的亲缘，即可在短短数年内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权力。

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从民国“蒋宋陈孔”四大家族即可略窥一斑。

1. 蒋——蒋家自不用说，基本构成是蒋介石本家族的后辈，其中我们熟悉的蒋经国，也是蒋介石去世后的中华民国接班总统，而他的弟弟蒋纬国，1942年随何应钦在陕西渭南校阅兵，随后就担任了一师三团二营五连少尉排长，6个月后升任中尉排长，第二年即升任中尉连长，同年升上尉副营长、上尉营长、装甲兵第二团副团长，升职速度堪比火箭。

2. 宋——宋家来头颇大，早在孙中山尚在之时，海南文昌人宋嘉澍（基督传教士，英文名Charles，所以更多人称之为宋查理），就是孙中山革命的重要金主。宋查理育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三个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就是后面要提到的孔家掌门人，宋庆龄的丈夫我们自然知道，就是民国国父孙中山本人，而宋美龄的丈夫，则是蒋介石，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宋查理用三个女儿，包揽了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整个中国，他的三个儿子也分别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和财政部长（宋子文）、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宋子良）、中国国货公司董事和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宋子安），基本上从政界到商界，从制造业到金融业，没有地方没有宋家的身影；

3. 陈——陈家来源于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结拜义兄，他对蒋介石的恩情不下于宋美龄——就是他将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的。也因此，在陈其美被暗杀后，蒋介石依然重用他的两个侄子陈立夫和陈果夫，这二人主要操持国民党党务，在党内被成为“CC系”，可说是蒋介石的铁盘；

4. 孔——孔家来源于与宋家大小姐宋霭龄结婚的孔祥熙，孔祥熙长期主持着国民政府的财政，曾自称其用人策略是“惟贤、惟晋”，惟贤意思是只用铭贤师范学校的师生（孔祥熙是校长），惟晋则指的是只用山西同乡子弟（孔祥熙是陕西晋中太谷县人）。

《建国大业》里面有一幕非常经典：国共内战正酣，白区物价动荡影响稳定，年少有为的蒋经国奉命去上海整治，宣称“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在杜月笙的引导下，小蒋下定决心封了囤货居奇的扬子江公司，结果画面几转之后，我们发现他正坐在上海孔家公馆，对面正是扬子公司的负责人、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他的表弟，而他们的姨妈，就坐在旁边，一场监管者和违法者的追逐，就此变为了没有结论的家庭争吵。

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国民党军政

孔令侃这样的高层都带头剥削民众，各级干部当然有样学样。

对部队里的中级军官而言，最为常见的贪污手段就是谎报伤亡和克扣经费。

抗日战争初期，伤亡辄以万计，部队经常调动迁移，上级机关往往很难及时核准伤亡人数，这就给军官在经费上做手脚留下了可乘之机。各部队的经费，应领多少，实际领取多少，欠领多少等等，完全是一笔糊涂帐。

到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时，经费问题的严重性让他也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各师官兵时有许多伤亡，而我们经费仍照常领取？”

委员长完全不需要惊讶，事实上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的军政部交通司，就有扣发供应商货款、勒索供应商、携带私货、克扣军队供应等多种捞钱路子。

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在其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到，在抗战后期，**哪怕是一线的作战部队的正常物资补充，也必须向军政部的经管人员行贿，才能顺利得到。**否则，该有的补充就会被各种借口搪塞，以至遥遥无期。于是，即使是正直愿战的部队长官，为了保存部队实力，让自己的部队不至于在战斗时毫无必要的后援，也被迫参与到对兵站官员的贿赂阵营中。

战后据统计，抗战期间，国民党要人在美国、巴西、瑞士的存款总计高达五亿美元，按当时的军备规格计算，这笔存款可装备三百个机械化的国防师，仅蒋介石的姐夫、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样熙一人，在美国的存款就高达一亿美金。

有这样的官僚体制，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无能也就变得不再难以理解。

抗战时期，国民党每个师的编制应在1万人左右，但军官们为了贪污兵饷的需要，大多都会刻意保持空额，到抗战后期，一些部队每个师甚至不足两千人。坐镇千里之外的蒋委员长运筹帷幄的时候，往往都不清楚这支部队究竟有效战斗力在何等水平。

即使人数齐全，应有的装备能否及时按量送达又是一个未知数，以这样的效率去对抗日军，结果可想而知。

三、被抛弃的革命理论和被捡起的传统道德

国民党是以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宗旨的。

三民主义可说是孙中山一生的心血，这套思想包容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民主主义以及苏联革命专政思想，孙中山先生以之武装党和军队，服从革命的需要。

然而1927年后，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陶希圣等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大幅度的“修正”，故意歪曲突出孙中山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斜，将“三民主义”扭曲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

比如1935年11月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中就写道：

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

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

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

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

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

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

**这些传统的中国道德口号，早已在清末被证明无法说服那些接触了拥有严密的思辨逻辑的西方政治思想的青年们。

但好在，这些口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极为灵活，国民党政府可以为了眼前的需要来有意凸出和宣导某些内容，从而为当下的政治目标服务，而相对之下，坚持原来的革命理想则需要政党从上到下的自制，甚至关键时刻为了维护价值观而不得不做一些牺牲，这显得代价格外巨大，于是不被国民党所看重。

但这一权益的好处很快就被同时而生的长期恶果所取代：自从被矮化为传统道德口号之后，三民主义逐渐成为了建立在沙滩上的空洞的大厦，无法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更说不上对党员、政府官员的内在制约了。

我们甚至可以说，国民党人心的涣散，就是从其抛弃革命理想的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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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在仓惶离开中国前，对国民党的将领说: “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以及廉洁换得的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