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的一个周期现象的一种解释

在《变化社会里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提到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社会,引用了马基雅维利的分类,将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分为官僚体制和贵族体制,并提到这两种体制中的统治艺术,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疑问的一种解释。

这个疑问是从我很小的时候读中国历史时发现的巧合:大部分在漫长的乱世后完成东亚次大陆统一的王朝,往往都活不太久。非常突出的案例就是秦、隋、元——

比如秦朝,奋力扫六合,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乱世,但自己却二世而终。几年动乱后再次掌握全国的汉朝,统治了中国四百余年。

汉末西晋,由于得国不正,其统治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太稳固,国运也因此极其短暂,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西晋短暂的统治略过,可以说在汉终以后,东亚次大陆是依次经历了三国争霸、五胡乱华以及南北朝对峙等足足三百年的乱世,才再度被隋朝统一。

但隋朝还是没能走出那个圈子,巧合的是它也和秦一样二世而终,国运不到百年,而继承大统的唐朝,绵延统治一个统一的中国将近三百年。

唐末动乱,五胡乱华的场景几乎又要重现,宋朝作为一个汉人王朝算是勉强维持了部分尊严,但赵匡胤同样存在得国不正的问题,其疆域也从来没有拓展到过传统的统一王朝的水平,实力相比其他外族政权也往往长期处于弱势,所以从唐末到元朝之前这四百多年,基本也可以可以算作乱世——尤其是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民来说。

到了元朝——以当时的外族身份入侵江南的蒙古人,在忽必烈的带领下,统一了东亚次大陆,但他们守土同样没能超过百年,就让给了大明,随后的大明,又是三百年的统治。

后世提起中国历史上统一和稳定的时代,我们都会提起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三大历史时期,这三个时期里,中间政权交替带来的动乱间隔时间极短,全国统一的政权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所以被我们拿到一起来说。但至少在我的阅历中,从未见过有人探讨:为什么能够平定乱世的王朝,其全国统治都难以持续百年?而随后很快替代而上的另一个王朝,则往往能够实现较为长久的统治呢?

亨廷顿提到传统政体的统治艺术时说:君主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关系,是维持国内贵族集团和官僚势力的平衡。这个分类来自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将贵族政治集团和官僚政治集团区分开来,前者基本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分封制——全国的一些地方被封为贵族的采邑,原则上贵族和其后代可以世代享受该地的税收;而后者的体制下,全国所有土地和资源理论上都属于君主的家族,官员们发挥自己能力替君主办事,获得一定的赏赐和封地,但并不能永久的占有,其后代也并非天然就能享有那些土地和爵位。

将所有体制都分作这两种可能存在削足适履的情况,但大体上我们还是能看到这种分类方式,在寻找其共同特征上是非常有效的,比如马基雅维利对两种体制的征服和统治难度的判断:贵族政治的国度,总是易于军事征服而难于统治,官僚政治的国度,则难于军事征服而易于统治。

亨廷顿认为,“平衡”比依靠单独的某一方都是一个更好的主意,这意味着哪一方过于强势都不是好事。我认为这个判断几乎无限接近我所了解的历史和现实:贵族分封的国度,因为利益交错,权力过于分散,其名义上的中央政权总是难以集中力量抵御外敌,但在中央政权战败之后,侵略者依然需要面对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贵族,他们在和平年代就拥有自己本土的军队,和属于自己家族的独立的官僚体系,中央政权的倒台对他们的影响几乎没有,甚至有时候竟然是正向的影响;而一个君主带领下的官僚体制则恰恰相反,比如支撑秦朝和隋朝的,都是一大批纯粹的官僚集团,他们的富裕生活来自于其执政能力,与君主的家庭存废并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当激烈的外来军事斗争开始时,只要局势不够明朗,对方又以足够的政治智慧挖墙脚,总是会有为数不少的官僚想着跳槽。

换句话说,这两种体制,如果过于“纯洁”,其实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而在政治集团动辄上百年的生命长度来看,这些缺陷可能导致的后果,几乎就是必然发生的。

由此观察中国历史的那个惊人的规律,我认为有这样一种解释:终结乱世的王朝往往是因其体制的“纯洁性”而有足够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使其能以武力征服其他竞争者,但也正是这种“纯洁”,让终结乱世的王朝不能适应统治天下的节奏。相对应的,那些继承大统后能得以长期存留的政权,正是因为其不够“纯洁”,保持了官僚和贵族力量的适度平衡,才能做到这一点。

检查秦、隋的历史,秦朝以商鞅立法而强盛,而商鞅立法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打击贵族世袭,鼓励平民以耕战建功立业;隋朝更是在官僚体制和中央集权上前进了一大步:首开科举,开始了平民入仕的时代,三省六部和监察制,几乎已经和现代政治体制中的专门机构媲美,但这两个王朝最致命的缺点也是前面提到的优点:他们的君主身边全是官僚,没有形成一个死心塌地保卫君主家族的贵族集团,所以他们尽管实现了很多集权和政治制度的创举,但随之而来的成果却并不属于他们的家族。

元朝算是另一个反面,成吉思汗的儿子孙子们几乎个个骁勇善战,被称为“黄金家族”,这是一个明显的贵族制体制,它带来的优势不言而喻:蒙古人像是今天的某些管制松散的加盟品牌一样席卷亚欧大陆,黄金家族的成员打到哪里,那里就是自己的地盘,拥有充分的积极性。但这带来的问题也同样明显:既然大家都是贵族,谁都不服谁,成吉思汗一死,黄金家族成员和他们的集团也从此四分五裂,后来统一中国的忽必烈,和四大汗国等其他黄金家族后裔之间的仇恨,甚至比他和南宋朝廷的仇恨还要深,还要不共戴天。

相比之下,成功继承大统并长久统治的汉、唐、明这三个王朝,尽管也以各自的中央集权和官僚机构专门化闻名,其实在它们立国之初都还是有分封不少的异姓王——汉代的韩信、英布、彭越,唐代的杜伏威、罗艺,明代的徐达、常遇春、沐英等,这些异姓王尽管与君主没有血亲,却成为了事实上的贵族,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政权中的重臣。

事实证明,在建国初期,将军们尚在能战之年时,分封的爵位和子孙永继的承诺,稳住了这些对君主家族来说潜在的威胁,而这些异姓王和他们家族所形成的贵族集团,又和中央统治者在建国后招纳的官僚所组成的集团,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对立。不论古今,我们看到的情景总是这样:做事靠官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靠能力上任的,政治把关则靠贵族——因为他们的全部富足生活都来自于统治集团本身,属于最难叛变的群体,由此则同时满足了中央政权在发展生产和自身存续两个方面的需要。

维持了贵族和官僚之间的微妙平衡的君主,方能维持自己的长久统治,一个“不纯洁”政治集团,往往相比“纯洁”的另一个政治集团有更长的统治寿命——尽管在直接的军事对抗中前者可能更容易落于下风。

这些观点其实有一种更为明确和更为普适性的表达,在亨廷顿《变化社会里的政治秩序》的第一章。他在这一章中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长期政治动乱的国家的一些共同特点,其中有一点就是其统治集团的制度化程度(不管这个统治集团是君主+贵族、君主+官僚还是一个现代政党),而在衡量一个统治集团,或者任何社会组织的制度化程度时,首要的第一条就是“适应性与刻板性”,他说:

通常某一组织是为履行某一特定职能而创立的,当这一职能不再需要时,该组织就面临重大危机:它要么去发现新的职能,要么就坐以待毙。一个已经适应环境变化并经历了一次或多次职能变化的组织,它的制度化程度理应比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变化的组织要高出一筹。衡量高度发达的组织的真正尺度是其职能的适应性而非职能的特定性。

一个传统的君主及其官僚集团,在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是推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先锋,比如泰国的朱拉隆功国王,而那些看似现代化政党但却以传统地主和买办阶层利益为其基本盘的,却必然站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的对立面,比如民国时期的国民党。

而不管是君主还是政党,他们都可能在其诞生的时候拥有或者声称拥有一种使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建立了庞大的政治集团,拓展并集中了自己的权力,但在某一项使命业已达成,或者该使命被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历史证明了并不可行时,难道这个组织只能就地解散?君主就该自动退位?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个政治集团拥有无数为其工作的人,以及一套围绕这个集团运作的、具有强大惯性的政治制度,同时作为一个统治集团还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拥有必不可少的权威和制度安排,如果贸然撒手,只会是一种更大的不负责任。为了维护那个最初的职能和使命的纯洁性,把社会重新投入政治衰朽的深渊中,尽管如此脱离实际的行为从未发生过,但提倡这样做的人,很难说得上有多么道德。

于是我们看到的场景是:作为组织的一个政治集团,为了一直存活下去,往往很少在外部局势变化的时候,还拘泥在其最初建立时的那个使命和职能之上——或者说,那些坚持拘泥不变的,都没能成功存活下来,而能经受住这样的转变,恰恰证明了一个政治集团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也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存和适应能力。

这中间的过程,我们叫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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