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迎接不再自欺的时代——读特德姜《双面真相》

《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不可靠的记忆

我读到的第一个描写人的自我记忆不可靠的文艺作品,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部电影里,一个叫马小军的北京大院青年,在自述其青春时代的经历时,突然发现和一个叫做米兰的姑娘的很多相识、相知的记忆,甚至连和她男朋友发生冲突的记忆,都是自己的大脑伪造出来的。

这也许是为了缓解自己对米兰的刻骨暗恋,也许是为了合理化自己对其进行的性侵犯行为,总之,姜文用马小军的口吻,在旁白中说:

“我不断发誓,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的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我现在怀疑和米兰第一次相识就是伪造的。”

“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我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讲述的故事,经过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却变成了谎言。”

我一次看这部电影并没有太大的感受,直到类似的情节发生在我自己和身边人的身上: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销售、业务拓展一类,这类工作中常常遇到需要调解矛盾的时候,我特意留心了每个人对于冲突发生过程的表述,注意到一个特点:身处矛盾对抗中的双方,他们的记忆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甚至都无关个人品性,和他们个人诚实与否并不相干,他们就是忘了,忘得一干二净。在导致冲突的那个时间点、那个现场有无数的细节,但是在他们再次叙述的时候,不管第三方如何引导,和他们自己如何努力的冷静回忆,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很多细节可能在当场就没有获得过他们的注意,于是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记忆。

于是争执的双方往往就有两个不同版本的“事实”,他们各自对自己的事实的坚持,引致了无休无止的争吵。

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一个岗位很久以后,偶尔见到以前的同事和朋友,如果有机会坐下来吃饭喝茶,有时候也会问起他们对于一些过去的矛盾冲突和调解过程的记忆,让我意外的是他们的印象里大多都没有我这个调解人的存在,或者我的存在只是一个模糊的在场,并没有提供如我自己记忆中那般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即使对于“调解”这件事情而言,我作为一个调解人,和矛盾中的任何一方,在事后也产生了不同的“事实”。

很多人提起过去和他人发生的矛盾,往往更多的会认为是自己最终做了退让,并在心里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的一方,承认有一个第三方的调解者的存在(尤其是当调解者还出让了自己的利益来换取双方的和解的时候),会淡化和抑制他们对自己受害人身份的认识,从而不可避免的要直面自己犯过的错误,做过的那些不理智的事情。

我们的大脑在主动为它的主人寻找合理的解释,让他的主人翻阅自己的记忆的时候可以逻辑自洽,接受自己是一个不算太坏的人。

当然,在我记忆中那个扮演调解者的自己,也很可能是一种对自己的美化。这样想起来,不由得让我也想要发出姜文类似的感叹:

“我的天哪!”

我们究竟有多少记忆是可以相信的客观事实,还是说,客观事实本身并不存在,当某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每个人在记忆的时候,都不会是完全客观的,我们基于自己的立场、知识背景去观察和记忆,时年日久,我们的立场或者知识背景有了变化,从前的正确变成错误,从前的错误变成了正确,于是我们的大脑体贴的帮我们把那些记忆进行了编辑,如同《双面真相》里面的父亲一样,在如实录制的视频里,是他本人咆哮着指责自己的女儿逼走了母亲,而在他查看视频之前十几年,他的记忆却一直告诉他,是他的女儿喊出了那句话,并且在被美化过的记忆里面,他还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善于反思的父亲的形象:他记得因为这句指责,他彻夜难眠,随后改过自新,改善了自己和女儿的关系。

但是,在她的女儿心中,以及保留下来的视频中,其实他本人前后都没有变化。他和女儿关系的逐渐改善,只是因为她的女儿上大学后开始看心理医生,逐渐放弃了和他做无谓的争吵,于是两个人的关系才有了真正的缓和。

换句话说,他才是那个坐享其成,等着别人退让的人,但在他的记忆里,他却始终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是那个主动做出了改变的人。

崔永元曾经做了一系列抗日战争老兵口述历史的节目,他也提到过一个事实,那就是老兵的记忆并不完全可信,他们的确亲身经历了那些战争,但是在半个世纪过后,因为政治浪潮、影视文艺作品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对于战争的很多记忆,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段自我创造的历史。

二、不可靠的历史

当我们说记忆,往往意味着我们对于个人经历的一种记录,这种记录大多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大脑里,少有人会将其真正的记录成一种体外的形式并保留下来,但是历史却不是这样,至少对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些用文字、图像和视频保存下来的历史来说并不是这样。

两个人吵架后,如果没有记录,他们甚至对于谁先开始把话题从事实讨论转移到人身攻击上这一点都无法达成共识,但在我们所熟悉的公共历史里面却没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两国之间的一场历史上的战争,谁最先正式发起宣战是有文字可考的,我们可以通过无数的文献材料去查询和确认他们,所以就算有人出于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希望讲述另一套历史,也往往会面临巨大的阻力,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

但在文字产生之前却不是这样的。

那是一个叫做“口述历史”的时代,历史通过族群中的老人口口相授,代代相传。按照我们这些“文字时代”的人们来看,这样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不可靠的,它极易在传播中嬗变,于是口述的历史被我们认定为不可信的神话故事。

文字时代的我们不相信口头传授的历史,我们认为历史的开端是文字产生以后——至少要有一些抽象符号才算文明的记录。

我们认为口述历史的时代不算文明,这对于我们生活在口述历史时代的祖先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事实上他们所经历过的时间长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于是,一开始是我们掌握了“书写”这一门技术,而后来却是这门技术掌握了我们,它让我们否定了大部分自己的祖先,并相信记录文字的纸张、竹简才是“真实”,而那些口述的历史不是。

但在我们祖先那个年代,口述历史其实发挥着和今天的文字历史一样的作用:凝聚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的历史往往以祖先为想象共同体,而今天我们的想象共同体是民族——我们都不过是在用想象力来维系着本来并不认识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和认同,只不过方式不一样。

最不一样的,是改变想象共同体的成本。在口述历史的时代,如果历史和现实需要不相符,族长动一动嘴就可以改变口述的历史,使它们符合当前整个族群的利益——也不要认为这在文字时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早已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变迁,公共历史印象的变化是一个专业性的工程,个人记忆根本无法与之对抗,当它缓缓运作起来之后,甚至不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改变很多看法。

比如“自由”、“民主”——这两个词汇到底表达和象征着什么,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中的人会说前者是美国,后者是苏联,但就在20世纪末,这两个词汇都归了美国,一直到21世纪初,另一个大国的崛起,再次挑战着人们对这两个词的既有理解。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所得,文字时代的历史相比起口述时代,再也不会轻易的就被一个人所改变,他需要一整个宣传和媒体系统的配合与努力。

于是我们创造出来文字记录历史,现在又创造出来一大批岗位需求来篡改历史——或者说篡改历史的叙述方式。

三、记忆和历史

记忆,是个人的历史。

历史,是群体的记忆。

从口述历史跨入文字历史的我们,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剧变:我们否认了口述历史时代的一切,把那个时代的祖先全部排除出文明社会的序列,将他们的历史归为不可信的神话或者传说,甚至我们的祖先中的一部分都被我们归类为了猿人——谁知道语言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但是,出于个人记录的成本和难度,尽管公共领域的历史早已进入了文字时代,但在每个个人身上,我们却依然处于“口述历史”的阶段——虽然纸笔、手机、电脑早就司空见惯,但我还是没有遇到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如实的记录了自己每一天的视频,不,不用说视频,现在要找到一个每天坚持记录日记的人恐怕也是大海捞针。

这是很奇怪的二元存在,对于公共领域的历史,我们一直在呼喊着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要坚持记录,但对我们自己的记忆,我们却更倾向于依赖自己并不可靠的记忆,用口述历史的形式来保存它。

特德姜的这部《双面真相》,提到的一个未来产品“会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配合随身摄像头,可以如实地24小时记录个人经历,并在用户需要的时候根据任何模糊查询方式来查找录下的视频,这些查询方式包括“我坐在A和B两个人中间吃饭那一次”和“我和妻子第一次因为旅游而吵架的场景”等等。

这个创意其实并不陌生,甚至都不能叫做创意,因为它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我现在使用的谷歌相册,已经有很多简单的人工智能整理和推荐能力,因为我的所有照片都会上传,谷歌会根据照片的定位、拍摄时间和照片中的人物来猜测我当天做了什么,比如我为某个人某一天拍了很多照片,谷歌第二天就会单独给整合出一个相册并推荐给我;又或者是我突然去到一个远离常驻地点的地方,在连续几天中拍了很多照片,回来后谷歌也会把这些照片按时间线和地理位置整理成相册,做成旅行相册推荐给我。

没错,谷歌往往还能判断出相片的内容,推荐给我的时候那些相片和视频的集合大多都有一个还算贴切的标题:“一场婚礼”,“去云南的旅行”,“和XX在一起”(人名和人脸的对应需要自己绑定,但谷歌会从此记录并且自动归档为同一个人)等等。

我说这个并不是为了介绍谷歌相册这个产品,而是为了说明《双面真相》里面这个产品离我们已经有多么近了,现在在谷歌相册里面,我可以搜索指定地点、指定人物、指定物体或场景(面包、车辆、海边)的照片,如果明天升级后,我随便问一个问题就能获得对应的视频和照片,我一点也不会觉得惊讶。

如果我们真的拥有了那种完全客观的记忆,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社会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会不会像文字时代的人类直接否认口述时代的所有历史一样?

特德姜说,也许我们可以将上一次技术变革对人类的影响,和下一次做个对比,这就是《双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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